丹景山石刻——张飞头像（原创）

对牛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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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牛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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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牛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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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牛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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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的发髻，在头像下一农家小院门口。据当地人称是从头像上掉落下来的。

对牛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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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狂舞

<br /><br />一座石像的坚守。

麻雀

<br /><br />应该好好保护这些东西了！

雨夜听香

<br /><br />称他为张飞头像只是寄托老百姓对张飞的缅怀。
他实际是一尊摩崖佛像头，这个早有定论。

铁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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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营位于简阳武庙烂田村和团堡村之间，与双流县太平镇交界，属龙泉山脉，地处北纬30°24′，东经104°13′，海拔951.4米，山顶面积2平方公里。山势险要，四周是岩，仅有一条小路上山，山顶地势平坦。

相传三国时期，刘备坐镇成都，蜀国猛将张飞率兵驻扎于此。龙泉山是成都的东方屏障，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时，此地人烟稀少，莽林荒野，从川东到成都唯有一条小路，即在张飞营脚下。张飞在山峰上安营扎寨，扼咽喉控东路之兵，保成都为锦城之屏障。

在张飞营东边，现耸立一块高4米，直径2米的青色巨石，青石背靠西北，面向东南。整块巨石，雕刻张飞头像，五官齐全，慈眉善目，耳长唇厚，脸上竟没有一根胡须，同我们今人心目中的张飞形象大相径庭。史书上大多记载的张飞是暴眼圆睁，络须满腮。张飞的官帽至今还很完整。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专门为头像做过测量和鉴定，称该石像建于唐代。唐代工匠为纪念“五虎上将”张飞凭一人之力喝断当阳桥、震慑万千敌军，而在张飞扎寨处专门修建的。历史上的张飞不独是一员武将，相传他能写诗，会画画，还是一位相当有名的书法家。

在张飞营山顶峰，青石雕刻张飞三兄弟的石像，穿着军人衣服。解放前，张飞山周围的农民，每逢农历的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都为张飞三兄弟点灯。张飞营山上凸了个包出来，叫鹅公包，张飞在此修了一个高15米，宽40平方米的“望火楼”三层高，张飞用于观察山下的情况。

张飞营山下面，有一座山叫钱盘坡，传说张飞三兄弟打了胜仗后在此地分钱，这山上的钱盘许许多多，后人取名为钱盘坡。

张飞营山西北面，即武庙乡付夕坪村双河社与付夕社交界处，有一座山叫令牌山，山体挺拔犹如古代行军打仗用的令牌，故此得名。相传三国时期，张飞驻扎在张飞营一带，后撤军征讨东吴，为防止敌军讨伐蜀国都城成都，即留下几十人继续在此守卫，并在此山插了一面令牌，敌军一见即不敢进功。

铁驴

　　2008年3月27日，在考古博士罗开玉带领下，我馆业务人员来到了“张飞像”所在地，对传说中的故事和头像，进行了实地广泛的勘察和研究。
　　行前，我们联系了简阳市文管所，袁所长因有要事不能前往，电话中他推荐当地一位县志办工作人员陪同我们。在这位工作人员的热心指引下，经过一段崎岖的山路行驶，再沿着一条不长的石砌阶梯，当地传言的“张飞像”兀立于我们眼前。“张飞像”位于龙泉山脉南端，背山而立，由整块山石雕凿而成。山壁属于川西地区常见的红砂原岩，硬度不高但比较干燥。因地处山脉尾端，是以说是山不如说是浅丘更恰当。石像是从山体上人工雕凿剥离出来的，距山壁呈3米左右的距离。但并非一尊完整的石雕像，无躯体、四肢，只有一颗硕大的头部。石像面部虽已残损剥蚀严重，但五官依然清晰可辨。现场测量，该石雕头像5米多高（而非报纸登载20米），侧面脸长3米，正面脸宽2.8米，耳高2.4米，耳宽约1米，头上发髻有5-7层不等。头顶中部有一圆形小洞，脸部左右两侧分布着数十个人工雕刻成的小洞，形状不一，或为方形，或为菱形，排列似有规律。
　　遗憾的是，石雕头像不论是外形还是气质，我们都丝毫没有找到张飞的造型特征，反而是具有典型的佛像特点。是以当地人对此也没有明确的说法，有的说它是大佛，有的认为它是三国时期张飞的雕像，众说纷纭。如果引用报上发现这石像的游客之语，则几乎众口一词称“乐山大佛”或“巨型佛雕”。何以如此？其实答案就在当地可以得到知。
　　该石雕头像符合唐代佛像雕刻特征，眉宽眼大、鼻阔耳垂。发式为佛像螺髻，约有80个螺髻，大小不一，直径在10——15厘米左右。从现存的头像可以依稀看出当年的工匠雕刻手法细致，线条流畅。整个神态和造型给人一种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感觉，与乐山大佛十分相似，只是不知何故仅仅完成了头部雕刻，判断它应是一尊未完成的弥勒佛。报纸上报道的村民所说的“张飞像石盔”，因风化严重，我们难以从外形上辨认为何物了。据当地群众反映，这件东西原本在石雕像的头上，是文革中被人推到落下，这正与现场看见石像头顶中部有一圆形小洞相吻合。此物应是装饰于头顶中部，或原本就是佛像的帽饰？因缺乏证据不敢妄断。由头像顶部的平整度和面部分布的孔洞我们推断，原本佛头四周搭建有阁楼用以保护头像不受风雨侵害，如乐山大佛一样，因年代久远毁于某朝了。此外，如果是唐朝人雕刻的张飞，那么他至少应该符合当时人心中的张飞形象，李商隐《骄儿诗》云:“或笑张飞胡, 或谑邓艾吃。”李诗中的张飞之“胡”，虽后人有多种解释，但是无论如何不会是慈眉善目的样子。断定此石雕像是佛像而非张飞像的最为直接的证据，是在石像右侧山壁上，我们看到一龛残缺的小坐佛。附近也还发现一些被毁坏的小佛龛，报纸上引述的当地村民话让我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原来这里有不少佛雕，以前不晓得这是文物要保护，开山炸石、修水坝时就破坏了不少。”可见，头像所在区域当初应是一个以弥勒佛为主，旁边开凿若干佛龛相配的石窟。这正应了在唐代崇佛、拜佛的历史背景影响下，波及到剑南西川地区，由是佛教之风大兴，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摩崖造像群，如乐山大佛、巴中南龛石窟、千佛岩石窟等。该地的佛像石雕、石窟应该是此风气影响下的产物。
　　回头来看张飞于三国时期的行踪。作为蜀汉一名猛将，张飞很早就跟随刘备，《三国志》关于张飞在成都的活动记载极少，只有一句“（张）飞所过战克，与先主会于成都。”史实是益州平后，刘备“以（张）飞领巴西太守。”不久，刘备发动与曹操发生争夺汉中战役，张飞大败曹将张郃。之后刘备伐吴，张飞欲从阆中起兵，率人马与刘备相会于江州，惜在出兵前被部将杀害。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他与诸葛亮一起溯长江而上攻克成都后，很快就被委以重任北上，长期驻扎于阆中。分析当时的形式，刘备坐镇成都，关羽远在荆州独当一面。益州面临的最大威胁只有来自东北方的张鲁和曹军。而阆中时称巴充，位于四川盆地北部，嘉陵江中游，东枕巴山之余脉，西倚剑门之臂腕，是巴蜀之要冲，川北之重镇。因此派张飞为巴西太守，领军驻守于此。他也是刘备可以派出最强、最信任的人选。那么当地人传言张飞留守成都附近驻扎所谓“张飞营”保卫成都，史书并无此记载，当属于民间善意的附会和传说。
　　至于说龙泉山脉上有张飞营，这个说法时代很晚，最早记载见于民国十六年（1927）的《简阳县志》。不过说它是张侯营，而非张飞营。“古张侯营：在龙泉驿东山上，地势险恶，民国九年驱滇之役，鏖战于此十许日，滇兵始退。”查张飞死后，被蜀汉朝廷追谥为“桓侯”，后人一般常用“桓侯”来指代张飞，如阆中张桓侯祠，而很少用“张侯”来指代他。奇怪的是，比民国县志更早的清代关于龙泉山脉古迹的记载，说的是山上有关索寨。《四川通志》曰“龙泉山，在州西北七十里，长松山之左，绵亘数百里，达于仁井，其岭有关索寨。”这种说法还见于《大清一统志》及光绪年间编纂的《重修简州志》。龙泉山脉上有关索寨遗址，记载也限于有清一带，明代文献未有此记载。1996年出版的《成都市龙泉驿区志》则认为张飞营与关索寨是同一个地方两种不同称呼，“蟠龙山，俗称‘较顶山’，今山泉铺背后约1公里处，大佛村境内……山前有张飞营寨遗址，又称‘关索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纠正了民间种种谬传，无疑是正确的。同一个地方在清代被附会为“关索寨”，在民国被附会为“张侯营”，但是都没有令人难忘的故事为之佐证，说明了这里掺杂了大量人们的主观随意性。其实，龙泉山在古代就是一处重要驿站。它地处沱江中游，东邻乐至、南接简阳、西连双流、仁寿、北倚成都，是成都向东、向南扩展辐射的重要交通驿站。同时也是拱卫成都的东南要地，易守难攻，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921年，“川军九师师长出龙泉驿，靖川军第三军刘成勋出柏合寺，第六路总司令邓锡侯出镇子场”，与滇军血战于这一带。清嘉庆年间的《四川通志》也指出了此地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分栋山，在州西七十里，李膺《益州记》：‘蜀人谓岭为栋，与大塔山相连。’《元和志》：‘北连秦陇，南入资泸，东北入静戎军，其于东川，即此为塞门也。’刘泾曰：‘自成都趋陵简必过分栋山，山周数百里，髙大险隘，以石次第为步。’。”这条道是成都向东的必经之路，历来为兵家所重视，曾有哨所驻扎，加之民国时期，被附会成了张侯营。张飞营与张侯营仅一字之差，老百姓熟悉张飞，不熟悉张侯，将张侯说成张飞也顺理成章，此地被称为“张飞营”也就流传开来。辨析至此，问题也就澄清了。当地流传有关于张飞的故事，又有附会的张飞营，于是那尊弥勒佛因风化严重，干脆就叫成张飞像了。
　　从上面分析中，我们认为神秘石像是一座弥勒佛像，而非张飞像。可当地村民却愿意将它称为“张飞像”，这除了与三国文化传播广，三国英雄人物深受老百姓喜欢有关之外，可能还有以下原因：
《三国志》对刘备、关羽、诸葛亮的相貌有一定描述。说刘备“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关羽是“美须髯”，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伟”。唯独没有张飞相貌描述，现在学界对《三国演义》张飞相貌描写是后人杜撰的基本达成共识，历史上张飞到底长什么样？目前是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美男子，因为他的两个女儿都嫁给刘禅，并先后当上了皇后。此头像卷发、慈眉善目等特征排除了他是刘备、孔明的可能，无胡子又排除了是关羽的可能。《三国志》相貌描写的空白留给了大众很多想象空间，随着三国故事的流传，张飞在后人眼里逐渐演变为一名做事莽撞、性格直率、急躁的武将形象，深获老百姓喜爱、似乎比佛像更贴近民众欣赏心理。
　　此次考察，我们明确了神秘头像非张飞像的事实。当地人愿意把它叫作“张飞像”，媒体也广泛宣传，显示出了民众对三国文化的喜爱。因此在考察这些遗迹时，我们应该着眼于还原历史史实，告诉大众历史真相，正确评估其历史和文物价值；此外还应深挖它自身的旅游价值，剖析这些遗迹产生的原因、公正评价它们在宣传三国文化的功效及客观重塑人文情怀的作用，积极引导，合理利用，充分发挥其旅游价值。
　　作者：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赴简阳考察小组（罗开玉、李兆成、梅铮铮、贺游、胡莉、张鸥、符丽平）。执笔者：梅铮铮、符丽平。纸媒文本见《成都大学学报》2008年月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