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四川走出跨越发展之路

五米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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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4-01 07:29 】 【来源： 四川日报 】

　　——专访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副主任史培军
　　2011年3月13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作别三年后，在午后阳光温暖的怀抱中，史培军教授再次接受了我的专访。历数四川灾区巨变，他的言语中难掩兴奋。
　　把防灾减灾与恢复重建相结合
　　记者：您认为，四川在恢复重建的过程中，是否做到了把防灾减灾与恢复重建相结合？
　　史培军：我认为，四川在恢复重建过程中，切实把防灾减灾工作与灾后恢复重建结合起来了，防灾减灾能力大大提升。
　　防灾减灾能力的核心就是各种设施的灾害设防水平。
　　以前，老百姓根本没有“圈梁”的概念。近3年来，我多次到灾区调研，发现灾区大量的民房建设、公共设施建设中，像“圈梁”这样简单的、行之有效花钱又不多的，但能明显提高抗震能力的技术应用随处可见。
　　现在，灾区民房等基础设施抗震设防水平普遍在7度以上。重要的公共设施，包括学校、医院等，都达到了8度设防。与震前的6度设防相比，设防水平达到我国2002年公布的最新房屋抗震7度的设防要求。
　　对此，同行的外国朋友都很惊讶，认为灾区的建设是不是太超前了？我认为，灾后重建不是在复制一个震前的灾区，而是重建一个更安全的地区。这一点，四川做到了。
　　记者：在防灾减灾专用设施的建设方面，您认为有哪些提升？
　　史培军：防灾减灾专用设施的建设大大超前。这方面包括避难应急场所、应急物资储备场所、应急信息平台等的建设。
　　2010年12月10日，成都中央级救灾物资储备库主体工程封顶。该储备库是目前在建的全国占地面积最大、设施最完备、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救灾物资储备库。建成后将承担面向四川、辐射西南的救灾物资储备调配任务，可以满足紧急转移安置人口86.6万人、救助21.65万人所急需的救灾物资储存、紧急调运任务。此外，四川规划的57个救灾物资储备库也即将建成，届时将与成都中央级救灾物资储备库一起构成全省应急救灾储备体系。一旦灾难来临，就可以保证国家救灾物资很快到位。
　　记者：在2010年8月四川遭受的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中，以震中映秀镇为代表的重建成果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史培军：去年的泥石流，本来就是由汶川地震造成的脆弱地理环境孕育次生灾害链的一种表现。但恰恰是因为四川遭遇过汶川地震这场大灾，使得老百姓应对灾害的意识与技巧显著提高了。这是四川在这次泥石流灾害中把死亡人数降到最低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说明，四川应对灾难的有序组织和老百姓防灾减灾意识的提高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联合国资助下，2009年、2010年，我们以行政村为单位，在什邡、彭州做过应急演练，普及一些应对灾害的常识和技能，并形成手册，很见效。村里的负责人说：“这么一练就知道了，下次灾难再来很简单。”
　　经过三年恢复重建，四川灾区防灾减灾能力大大提升，灾区更加安全，四川更加美丽。
　　把恢复重建与跨越发展相结合
　　记者：今年，四川将全面完成灾后重建任务。在您看来，经过恢复重建，四川灾区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
　　史培军：在恢复重建过程中，四川灾区生产力布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了大调整，生产力空间布局更安全。
　　重建中，灾区生产力布局尽最大可能躲开了地震高风险地区，避让地质灾害隐患点，避让泄洪通道。东汽就是一个典型。在异地重建中，东汽从位于地震断裂带的汉旺镇搬到德阳市中心。而那些即使没有条件异地重建的厂矿，在选址时也尽可能地避开了最活跃的断裂带。在灾区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生产力重新布局，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记者：地震发生近3年来，四川灾区经济快速恢复发展，全省经济增速创历史新高。这样的高速增长说明了什么？
　　史培军：这说明，四川走出一条大灾之后化危为机、崛起危难的科学发展之路。
　　而唐山地震，在8年之后经济增长率才恢复到震前的水平。根源在哪？
　　中央财政巨大的灾区重建资金投入，是拉动四川灾区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在重建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功能的强化使四川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加强劲，更加适应市场，更加适应外部环境，充分展现了科学发展的动力。
　　比如，目前成都已成为中西部地区最大的软件产业基地。随着计算机软件等新兴产业的兴起，四川经济发展不仅仅依赖于矿产等自然资源，技术、文化等生产力要素得以发挥更强大的作用。
　　我个人判断，随着新经济结构的逐渐形成，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3年重建结束后，四川灾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仍会保持。
　　记者：在产业结构方面，您认为四川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史培军：18个省市对口援建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成效突出。随着灾区经济结构的大调整，与18个援建省市积极开展合作，若干个对口援建的工业园区在四川灾区形成，引进了一大批重要产业发展项目，建立起东西互补、东西共赢的经济合作模式，为灾区经济发展振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而且我认为，这种合作模式在未来的持续推动作用会很大。按照我国区域发展规律，经济发展一般呈梯度增长，从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需要一个梯级转移。但通过对口援建，让四川和东部经济实现了直接对接，优势资源得到了互补，强强联合，快速实现了优化结构的目的。
　　生产力布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这三大转变，恰恰和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战略相适应。这说明四川抓住了灾后恢复重建的有利契机，转危为机，在一张新的白纸上绘就美丽的蓝图，并为未来的跨越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记者：灾后重建中，四川实现“灾区产业发展再生性跨越”。对此，您怎么看？
　　史培军：四川灾后重建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构建重新发展的模式。不是简单地复制过去，而是在灾区重新设计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把恢复重建看成是一次重新发展的机会，重新规划一条新的科学发展道路，实现更高起点的建设，更高水平的发展。
　　记者：有媒体认为，恢复重建成为四川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您怎么认为？
　　史培军：如果说以前四川在我国西部地区就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区，在西部起着领头羊的作用，那么经过恢复重建，使四川在西部地区领头羊的地位更加牢固。同时，由于在重建中建立起东西互补、东西共赢的经济合作模式，使得四川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稳步提高了。
　　四川恢复重建经验的启示
　　应对巨灾的举国模式
　　记者：在您看来，在加强科学重建、提高防范灾害能力等方面，四川有哪些经验对于人类应对巨灾具有启示意义？
　　史培军：对付巨灾世界各国没有统一的模式。人们都在探索应对巨灾的有效模式。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应对了包括唐山地震、1998年的洪灾等巨灾。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再次证明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带来的处置巨灾的优越性，那就是中国面对巨灾的举国应对模式。
　　举国应对，就是集中力量处置灾难，集中资源办大事办好事。我国的历史文化，我国的国情、政治制度，决定了我们必须走这样一条举国应对之路。四川灾后重建取得的巨大成就，彰显了我们举国应对模式的优越性。
　　记者：也就是说，举国应对模式不仅是应对灾难。对于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说，这种模式也是积极有效的。
　　史培军：对。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很多大事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办成的，比如奥运会、世博会等。举全国力量办大事，带来的效果是全国的兴旺，而不仅仅是举办地的兴旺。汶川地震后的举国应对模式，比如开放、协作的对口援建机制，不仅是对付巨灾的有效机制，也是推动发展的有效机制。
　　科学技术为又好又快重建提供保障
　　记者：1995年日本神户阪神7.3级大地震，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恢复重建。而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目标任务的基本完成，仅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对此，您怎么看？
　　史培军：四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真正做到了又好又快，不仅对四川意义重大，对全国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科学重建的胜利。据我所知，在灾区恢复重建中，大量使用了先进科技。比如，彭州鱼洞沟大桥原定10个月完工，但最后提前4个月建成。我问他们，为什么能这么快？彭州市一位副市长告诉我，关键是使用大跨度应力桥技术，这种技术很先进，又安全，又承重，修建起来效率又高，建设周期大大缩短。同时，恢复重建集中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智慧。正是科学技术为又好又快重建提供了保障。
　　核心观点
　　◎经过恢复重建，四川地震灾区防灾减灾能力大大提升。
　　◎四川走出一条大灾之后化危为机、崛起危难的科学发展之路。
　　◎三年重建结束后，四川灾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将会保持。
　　◎经过恢复重建，四川在西部地区领头羊的地位更加牢固。
　　◎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再次证明，我国举国模式的优越性。
　　当年灼见
　　三年前，汶川特大地震后不久，2008年6月15日，史培军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6月19日，长篇报道《大灾之后，四川的重建路径》刊登在本报第五版。当时，史培军教授阐述了以下极富前瞻性的观点。现在来看，许多观点都为实践所印证：
　　◎正好借助18个外部省市对四川严重受灾县区市进行对口援建的机会，抓住机遇同这些省区加强合作，做到东西互补、发达地区和灾区互补，使四川催生出一些更好更快更新的发展模式。
　　◎重建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要利用这次机会，重新规划灾区发展的空间布局与产业结构的重塑，抓住对口援建的机会，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自己新的优势产业，这样就把恢复重建和科学发展整合在一起。这样不但是建成震后的新天地，而且很有可能出现，在没有发生地震的前提下就不可能出现的新局面。
　　专家名片
　　史培军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副主任，国务院应急办专家组成员，民政部/教育部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5·12”汶川特大地震后，被任命为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减灾委-科技部抗震救灾专家组组长。
　　与四川的渊源
　　地震发生后10多天，2008年5月25日，史培军教授就出现在都江堰、绵竹、什邡等地，在重灾区留下足迹。
　　此后将近3年来，史培军教授多次到都江堰、汶川、北川、青川、什邡、绵竹、彭州等地，仅都江堰市天马镇和向峨乡就去过4次。
　　正是基于对灾区大量实地考察和专题调研，史培军教授对灾区的变化了然于心。
　　作为一名常年活跃在我国防灾减灾领域的专家，史培军教授一如既往地重视实地考察，多次深入灾区重建现场获得第一手感性材料。“坐在城中想中国，坐在中国观世界”的国际化视野，以及他思维缜密逻辑严谨的推理论证，都十分令人信服。
　　这次采访仿佛是一面镜子，从一名专家学者的视角，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重建后的灾区最有魅力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一些还未被我们自己深刻意识到的潜在变化，一些战略性的发展态势，也已经被他洞察。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陈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