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颁给牟氏双孝子的“纯孝性生”牌匾。
简阳市平窝乡郑家楼村4社居民牟成建家门上,有一块长约1.5米、宽1米的木匾,上书“纯孝性生”4个镀金大字。从匾上落款“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可以得知,“光绪二十六年”为1900年,此匾已有117年历史。
“纯孝性生”,意思是说,纯朴的孝心是天性使然,这是对孝行的嘉奖之辞。能够担当这个荣誉的人,必然是天性纯朴者。没错,这块木匾嘉奖的,的确是孝子,而且不是一个人,是两兄弟:牟永富和牟永贵。牟永富和牟永贵的孝行,集中在救父上,一个割臂,一个割肝。割臂、割肝救亲的故事,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可谓比比皆是。在人们看来,那都是传说中的故事,似信非信。
这块木匾,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事情:割臂、割肝救亲的确存在,而且就发生在118年前。木匾是证据之一,割臂、割肝者的后人也是见证者。
那么,这块木匾背后有着怎样的孝行故事?2017年9月2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前往简阳市平窝乡郑家楼村4社,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钟金亮讲述牟氏双孝子的故事。
一块有117年历史的木匾
今年70岁的钟金亮,是割肝救父者牟永贵的外孙,自幼生活在牟永贵身边,对外公割肝救父的事迹很清楚。
在钟金亮的带领下,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了简阳市平窝乡郑家楼村4社牟成建家。
牟成建家是一座四合院,围墙高立,院子不大,一进门,就看到挂在堂屋门前的那块黑色鎏金大匾。
该匾长约1.5米、宽1米,为木制。钟金亮说,该匾木质上乘,很沉。
与我们常见的木匾制式不同,该匾大书的“纯孝性生”4字不像一般的匾那样横着从右到左书写,而是居于木匾的右半边,分为左右两行,“纯孝”竖着一行,“性生”一行。
左半边有8行竖写的小字,介绍颁匾的缘由:“藉民牟启荣,髦年膺疾,寝困床褥,奄奄垂绝,药祷无功。其二子永富、永贵,痛亲情切,焚香祝天,相继割股、割肝,和药以进。卒得感通冥漠,立起沉疴。其一念肫诚,讵非出自性生者欤?爰表楬橥,用敦兴劝。”
一共77个字,标点符号为记者所断,便于阅读。
这77个字里有诸多生僻词语,用得非常古雅,难以理解,在此先稍微解释一下。
“藉”通“籍”,“藉民”即户口在册的乡民之意。
“髦(mào)年”一词出自《礼记·曲礼上》:“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后世又有“七十曰耄”的说法,即70-90岁年龄的古称,形容年老。
牟启荣当时应该不会有70岁以上,这里只是形容岁数较大而已。
“冥漠”在这里是指阴间,或者说是民间俗称的掌管生死的阎王、阎王殿。
“肫(zhūn)诚”,是诚挚的意思。
“楬橥(jié zhū)”,现在多用为“揭橥”,是标志的意思,这里可以理解为典型。
木匾的左右两边,分别写着颁发该匾的官员和日期。
右边写着:“加同知衔赏戴花翎升加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记大功十四次马”。
左边落款日期为:“光绪二十六年五月谷旦”。
木匾右边一行字最后一字的“马”,是指时任简州知州、陕西渭南人马承基。
古代官员,一生中会受到各种奖励和朝廷的赏赐,在给人写正式文章时,会把受到的、引以为傲的荣耀写出来,以展示自我的地位和身份。
在目前所见的各种老家谱、墓志铭等中,我们会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
如明朝大臣、广安人王德完的墓志铭,由曾任内阁首辅的名臣叶向高撰写,叶向高的落款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赐进士出身,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知经筵、日讲、制诰、太子告存问,奉诏特起实录,玉牒总裁官,年弟福唐叶向高撰。”
官府颁发的旌表恩照。
一个少年脑里产生的念头
因为家离外公牟永贵家很近,所以钟金亮小时候经常跑到外公家玩。
“我从小在外公身边长大,可以说,我是比较了解外公的。”站在木匾下,钟金亮说。
在钟金亮的印象中,外公是一个话不多的人,看起来与一般的老人没什么两样,只是有时他会听到乡邻说外公是一个大孝子,曾经割肝救父。
他就去问外公,外公只是淡淡地说,都过去的事了,有啥好说的?
外公去世了,钟金亮长大后,才开始把外公生前告诉他的点滴往事,与乡邻口中述说的外公事迹串联起来,大致梳理出了外公的孝行故事。
光绪25年(1899),简阳一带割麦的时节,牟永贵的父亲牟启荣已卧病在床3年,病情越来越严重,眼看就快不治了。
关于这个时间节点,钟金亮也记忆模糊,简阳当地有关文字资料记载为1900年,这是值得商榷的。
民国16年(1927)由四川官印局代印的《简阳县志》第五册,对牟永富、牟永贵双孝子有记载:
“牟永富、牟永贵兄弟也,简北潴窝沱人。父启荣髦年膺疾,寝困床褥,奄奄垂绝,医药无效。永富兄弟痛亲情切,乃焚香祝天,相继割股、割肝,和药以进,父病寻愈。乡里禀报州牧马承基,以‘纯孝性生’四字旌之,并奖给正八品顶戴。时光绪庚子五月一日事。”
光绪庚子即光绪26年(1900),这里的时间记录非常明确,是指朝廷旌表牟氏兄弟的时间,而非牟氏兄弟救父的时间。
简阳靠近成都,成都一带割麦时间大约在公历5月中旬、农历四月,而旌表牟氏兄弟为农历五月,如果是1900年的话,一个月时间就核实并受到朝廷旌表,可能吗?
古代通信技术并非现代如此发达,即使是现在,某地出现先进事迹,从地方层层上报到中央,最终中央下文批复进行表彰,也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多的时间,何况处于清朝末期的当时?
所以,牟氏兄弟孝行的发生时间,不会是1900年,而是更为此前的时间。按常理推论,1899年是比较合理的时间节点。
话说牟启荣有10个子女,7个儿子3个女儿,最大的儿子20岁,最小的才几岁。
那时受传统“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农村类似这样的家庭比比皆是。
牟启荣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只有几亩薄地,在劳作之余,牟启荣经常外出打短工,挣点辛苦钱补贴家用。
牟启荣这病,是劳累过度所致,也有家里穷而营养不良的因素。
因为没钱,家里只能找乡间的赤脚医生抓点草药医治,哪里还有钱去买点肉来吃呢?
眼看着父亲就快不行了,这让牟永富和牟永贵特别难受。
牟永富是牟启荣的四儿子,生于光绪11年(1885),时年14岁;牟永贵是老五,生于光绪12年(1886),时年13岁。
这个年龄,换成现在,正在读初中。但牟家穷,哪里读得起书,只得在家帮着做农活。
虽然没读过书,但牟永贵听过不少传统的忠孝故事。比如,有个老人就曾经说过割肝救父母的故事。
那个老人还说,如果父母的病无法医治了,儿女用身上的肉或肝做药引子,父母喝下药后就会好起来。
牟永贵当时听得迷迷糊糊的,没怎么在意。现在父亲眼看就不行了,那个老人说过的话,在他脑子里清晰了起来。
既然古人能行,自己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
牟氏兄弟收到的照票。
一次惊心动魄的割肝举动
13岁少年的脑里,自从钻入割肝救父这个念头后,就再也平静不下来了。
无论如何都要救父亲,父亲在,家才在,家才完整。
牟永贵见过猪肝,那么大一块,人的肝想来也不会小到哪去,割下一块,应该没什么问题。
他还记得,那个老人说,割肝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瞒的时间越长,父母活的时间就越久。
牟永贵像着了魔一样,开始寻思着怎样割肝救父。
孝,让一个13岁的孩子心无别念,这也是那块木匾上为什么书写“纯孝性生”的原因。这4个字用来旌表牟氏兄弟,真的是非常贴切。
坚定割肝的信念后,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割肝?怎么瞒住家人?
天天要和家人在一起生活,还要干农活,还要让大家察觉不到,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割肝需要工具,而且是锋利的刀具;割肝后要出血,怎么止血?
对于工具,他觉得不是问题,他可以去找村里的剃头匠借剃头刀。
止血呢?他就搞不懂了,这必须要请教医生才行。
父亲的药吃完了,他去平窝场上给父亲抓药。
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问医生:“我割草的时候经常割伤手,血流得凶,有啥简单的办法止血呢?”
医生说:“给你一个偏方:用铁线草舂烂成泥,与香灰和在一起,敷到伤口上,很快就能止血。”
钟金亮解释说,铁线草是四川农村一种常见的植物,因其茎细长且颜色似铁丝而得名,一般长在路边和地里,人迹罕至的小路是其生长的乐土。
牟永贵很不放心地又问:“万一止不到血呢?”
医生觉得这个娃娃问得好奇怪,但还是很有耐心地说:“就赶紧用干净的帕子包扎伤口哈。”
回到家,牟永贵找机会把铁线草和香灰准备好,又把平常用来擦汗的长帕子洗干净。
这天早上,牟永贵带上所有准备好的物品,悄悄来到屋后半山腰名叫大石包的荒山坡,那里是一片柏树林,遮天蔽日,人迹罕至。
叫作大石包的那块大石头至今仍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钟金亮于2016年3月在大石头旁立了一块小石碑,上面说明这是牟永贵割肝的地方。
牟永贵知道肝的位置,他用剃头刀在右腹部划开一条口子……
钟金亮回忆,他曾见过外公腹部上的那道伤口,是斜着的,有好几厘米长。
割下一块肝后,牟永贵忍着剧痛,敷上香灰草药,用针线缝好伤口,用长帕子把伤口紧紧包扎好,穿上衣服,休息了一会儿,慢慢下山回家。
到了家后,他把割下来的肝放进药罐,生火熬药,叫家人看住,借口太疲倦,到床上睡觉去了。
到吃中午饭时,家人叫他,他说身体不舒服,不想吃饭。家人也没往深处去想。
牟永贵的举动瞒了3天就“露馅”了。
牟永贵就在这块大石头边割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