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简阳文学的兴旺与沉寂

简风雅韵

核心提示：因缘际会构成集群力量，一度挟风声上冲；然成也规模，败也规模，形若昙花。淘金者众，恒持者寡，矢志者无。创作虽属个人私业，却受制天时地利时代环境。沉寂五分之一个世纪，操字术另作他用，一干宦匠藉雅酒肉，梦枕浮名。今文风重起，能否花开二度、再昌盛事，赖后继造化，尚不敢断言。

一、那个曾经辉煌的年代

不管地方志书怎样记载，“文化篇”中不可忽略的一笔，是曾经享誉川内的“简阳文学创作”，其标志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团绕在县文化馆的一群作者，及经文学辅导老师助力而络绎发表的一批文学作品（以小说为主）。虽然这些作者犹如烟花般次第升空，零星绽放，然后消散在浩淼的夜幕，但由于人多势众，产生了一种规模效益，比其他市县偶尔有一两个作者偶尔发表一两篇作品显得更加瞩目，被外地圈内同行尊为“简阳老大哥”。他们当年形成的影响，至今还有人间或提及，赞誉有加。

这批作者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沉寂于九十年代，高潮集中在八十年代那十余年间。那十年兴旺之后，却是长达二十年的沉寂。

我是1981年走进这个圈子的。79年高考因体检不合格，十多岁就继承父母衣钵，到一个边远的公社教书，那时文艺刚刚解冻，学校生活枯燥，找不到其他有趣的事情来消磨时光，闲极无聊，就把读书和写作当成排解寂寞的一种方式。当时有机会读到创刊不久的《沱江文艺》，便试着投稿，侥幸发表了作品，参加了两次内江的笔会，期间，认识了简阳文化馆的老师，建立起联系，于是，周末就不时搭乘汽车、火车，辗转来到简城，从南门外的火车站，走到北门外的人民公园，花一角钱买张门票（后来涨到五角），往最深处的“万岁展览馆”二楼再转弯朝上的一间形似阁楼的屋子，虔诚地“参拜师傅”。记得那屋子密密匝匝两排办公桌，唐炳国、周中夫、谢荣才几位老师都在那里办公。刘中桥和蒋文中因有作品发表，稍后从其他单位调入，也列座其间。文化荒凉年代，一个人才的出现，总是十分闪亮，同时也表示那拨官员中有人还算开明。

见刘中桥老师更多是在进大门左边底楼的茶馆里，常常有三五作者在座，聆听刘老师点评文章。刘老师讲话慢条斯理，引经据典，显出博闻强记、饱学善思的特质；一双指头修长的大手，不时挥出强调性动作，让人印象深刻。

走进简阳文学圈子，除了文化馆的辅导老师，还结识了曾鸣、贾良柱、赖俊文、邓仁宪、傅诚等一批中坚骨干分子，他们比我稍年长一些，思想更成熟，学识更丰富，都间或在一些专业文学刊物发表作品。而更早的周克芹、傅恒等人，已走出家乡，奔向名家之路。还有如胡其云、曾渊如、徐正唯，及黄红武、李步钊、刘成林等年齿相差的作者，在小说、散文、诗歌创作上也有建树，另外有数十上百名文学爱好者蜂拥于这个圈子周围。

那时，文化馆应该有专门经费来开展文学活动的，所以经常会接到通知，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和交流座谈。这类活动多是听文化馆老师，或他们请来的上级文学编辑老师讲文学理论和创作经验。我们刚开始凭兴趣写作，完全不懂章法，虽然每次都是洗耳恭听，但根本不知道他们讲的什么。老师们辛辛苦苦的讲解教授，大都过耳即忘，一句没留下印象。所以，我的体会是，写作很难从别人那里学会，最重要的是自己去读、去悟。

每年还有一两次笔会，三五天、一周半月不定，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内江主办的，长达20余天，辗转内江人民公园和简阳的张家岩水库。笔会跟平时的活动不同，是要统一吃住的，还要“交作业”。笔会前段时间，一般由辅导老师带着作者们交流，作者拿出习作请老师提意见，然后根据老师指导进行修改；或者有新的触动就在会期现场写作。笔会后段时间，则是请上级文学刊物的编辑老师前来选稿，并结合选稿中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和讲解。简阳这批作家的初期作品，多是这样被编辑带回去发表的，假如依靠自由投稿，要刊发出来恐怕很难。部分作家，几乎一生全部作品都是靠这样发表的，除此途径，别无建树。换个角度说，如果没有这些交流活动和笔会，没有简阳文化馆老师作为桥梁和阶梯，这批作家终其一生，可能也只是一个个文学爱好者而已，绝难形成气候。所以，简阳那段文学繁荣的辉煌历史，除了当时的政策助力（有经费搞活动）外，文化馆的辅导老师们功不可没。

那时，文化馆还办有一张文学小报《棉乡》，算是一方本土文学园地，那批后来小有名气的作者，最初的习作大多在《棉乡》上首发。

对当年那批作品，感情最深的是刘中桥老师。因为绝大多数是由他推荐、经他那双大手转到杂志编辑那里，最终变成铅字。《简阳文艺》复刊后，中桥老师两次建议“设一个《旧文》栏目，重发那些作品。”我思虑再三，仍不敢贸然行事。时隔二十多年，也许当时读来津津有味的佳作，重读就再难触动我们日益物化和麻木的神经。

那批作品，除了傅诚的一组散文，其他的我没什么印象。尽管当年简阳文学是以小说为代表。提到傅诚，不是因为我和他在私人情分上更多交结，而是我从他那里获得了一些对作家的感悟和认识。另一个原因，是《简阳文艺》复刊号上，傅诚的一篇小说（2011年秋之卷《今天》）在我近些年读到的家乡文友的作品中，还没有其他文章能够超越。

傅诚属于这批作家中真正对文学怀有梦想的，从他至今还拨冗创作可见一斑。那时他常在野外工作，85年到大凉山的会东山区钻探，把那里的原始落后及彝族同胞的艰难生存状态写成了一组小散文，写彝胞为了换一点细粮，背着土豆走到太阳落坡还在下山途中；写牛脚印里面的积水中长出一棵绿色幼芽……我至今难忘。之前，他写下乡经历，写县城见闻，但给我印象更深的不是作品，而是他慷慨豪爽的仁义大哥形象。这组散文首发在他们单位团委的油印小报上，一个春日暖阳下的聚会，他随手递给我看，我眼前一亮：他的悲悯胸襟和细微情怀，竟让我对这位老兄的写作天赋刮目相看。之后几个场合，我向刘中桥老师推荐，竭尽赞赏，终于提起刘老师兴趣。他说我难得如此夸奖别人作品，既然我反复提及，应该有可观之处，便叫傅诚拿去给他细读。这组散文经刘老师推荐，被《四川文学》和《青年作家》竞相刊发，受到一致好评。

近年和刘老师闲谈中，几次谈到简阳这个文人圈子的话题，我认为，文人有两种，一种是学者型，饱学强记，满腹诗书，知识面广且精专，又擅于应用，如中桥老师；另一种则是靠悟性，耍小聪明，投机取巧，侥幸获得一些小成功，如我等；而作者也有两种类型，一是天生会写，不刻意讲究章法，但胸中自有章法，因为这种人在学习、生活、思考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经验，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他个人的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恰恰与公众认同的社会标准相一致，或者近似，于是随意写来就大体成型。傅诚就是典型。他读闲书，读杂书，涉猎广泛，于写作套路并无过多用心，更多精力和思想还用于生活，但他一出手写作，就能自成章法，切合时下阅读趣味，比那些盲目闭门造车的“作家”成功率更高。另一类作者，则是沿袭“靠灵感”、“文章天成，一朝偶得”等极其个人化写作方式，思维远离公众审美趣味，不站在读者角度思考，不关心读者需求，且不讲规则章法，这些我称为“心情文字”的所谓作品，虽然偶有佳作，则完全靠侥幸，成功率极低。我的观点是，创作属于社会劳动，应有一定之规，

二、组织者是桥梁和阶梯

我一直认为任何一个环境、一个领域，其发展水平和成果，与其行业带头人有着极大关联。这个核心人物的品格、素养和作为，往往决定该行业的走向和成就，并由此确定其社会角色分量。

刘中桥老师是当年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他的身份是文化馆文学辅导老师，同时，刘师母在文化馆底楼开有一间茶馆，刘老师也是茶馆“堂倌”。这方便了大家前来求教，可以不遵循作息时间，不管是否是官方通知的交流活动，把熬更受夜、挖空心思写出来的文稿捧到刘老师面前，然后盯着那修长的手指时快时慢翻动稿子，内心忐忑地等待“判决”（当年否决稿件统称“枪毙”）。倘文章不如人意，刘老师会沉吟片刻，用惯有的缓慢语气，对作者鼓励一番，然后貌似不经意指出文中某处不足，把稿子轻轻递还作者。起初，大家不知道这就是对文章否定的婉转表达，那些委以虚蛇的鼓励，兴许还让来人兴奋一阵；熟悉以后才知道，刘老师是担心挫伤作者的创作热情，即使对粗糙得尚不成型的稿件，也不断然说“不好”，而是斟酌语言，以鼓励为主，避免扫了作者的兴致。对此，刘老师有过很深的内心纠结，他曾经说：“有的人可能终其一生就只能是一个爱好者，这种好话也许会误了人家一辈子。”他的意思是说，他这些鼓励的话，虽然出于好意，但容易被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真是作家坯子，结果执迷不悟，奋斗一生而一事无成，反而耽误了他可能在其他领域能够取得的成就。刘老师虽有自省，但难改慈悲心肠，之后待人审稿仍以鼓励为主，晚年更甚。

不过，一旦看到稍有基础的文稿，刘老师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语言也会高亢急促起来，帮作者把脉献策，归纳题旨、谋篇布局，待文章基本成型，便附言推荐，邮寄杂志编辑；如果恰逢笔会，更是带作者面呈编辑老师，守在编辑面前要等到一个结果。那个时期，简阳作者在上级纯文学刊物发表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出笼的。简阳作者的这份幸运，也许足以让外县市作者眼红，所以不时可见外地作者捧着“砖头”巨著前来刘家登门拜访，期望经刘老师提携、推荐，能够使自己的作品在编辑眼里增加份量。所谓“一登刘门，便身价百倍”成为当时神话。以至于原江地区的笔会类活动，也常常移师简阳，究其根源，就是借助刘老师的审读水平和“甘做人梯”的忠恳态度。

刘老师退休后，曾自我总结他对简阳的三大贡献，我以为，刘老师为人做嫁衣的文学辅导生涯中所推出的文学硕果，才是他对简阳的最大贡献。

九十年代，刘老师被省作协调进巴金文学院从事专职辅导工作，成为四川“文学教头”，简阳缺乏实质性的“带头大哥”，当然，还有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关注和致力点发生变化，近三十年间，文化萎缩，几乎被绝大多数人置于脑后，那些理论上应该发挥作用的机构，也无心用力来促进文学创作，尽管依然间或有人出书，其功利性已然超过创作本身的意义；一些笔耕不辍的作者，创作成果也算斐然，但零星单薄，形不成规模效益，如陈水章的纪实故事、林兰英的诗歌，以及黄红武、傅智祥连篇出版的个人作品集，就个人成就和作品量都超过当年那群作家，但光芒被更加物化的时代潮流所掩盖，影响难及当年。

三、写作需要外力推动

武断的说，缺少了集群冲击力，简阳文学二十年乏善可陈。

简阳的文学创作，火于八十年代，红极一时，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浪潮，也席卷了内地丘陵地区的简阳。正如我在我的文集《太阳诱杀》序中所言——有的人迫于生存，丢了笔，把稿笺拿来卷了烟抽，袖手握起镰刀、斧头，抓饭。我想，那是明白了写文章属于闲情逸致，只有劳动才能养家糊口这个不二法门……

尽管在近二十年间，简阳作家协会队伍不断壮大，经过一次清理之后，名单上会员人数仍然过百，但其中长年不涉写作的人占绝大多数。作者观念与兴趣转移、文学阵地缺失固然是显著外因，物质压倒精神、环境氛围的淡化、核心人物的空位、重成绩轻培育扶持、激励创作的活动锐减等现状，也是文学沉寂的重要原因。

当年那些活动和笔会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能够激发作者的创作热情。作者在本来的生活环境中与文学无关，都是完成本职工作以后挑灯熬夜，业余时间挤出来思考和写作。创作是个体劳动，虽然作品发出来也会兴奋，但更多时候却是寂寞枯燥的，尤其像我这种率性而又缺乏毅力的人，久而久之，必然陷入既定生活程序中，于创作道路上沉寂下来，甚至渐渐忘了写作这个业余爱好。那种情形下，有人组织文友聚会交流，或者笔会，就能掀起一股写作氛围，极大的刺激作者，把满门心思重新拉回创作状态中来，精神抖擞地专心写作。一旦回到日常生活的社会角色中，又会渐渐懒惰下来，热情散失。所以，那种聚会，要经常性，不断把业余作者拉回到他作为作者的身份上来，心为之思，手为之写。业余作者多是凭自己感觉写作，成功率不高，只有多写，才能有成品。我一生不多的文学作品，多半就是在那种会后或笔会期间写成。记得有篇习作《等待闪光点》，一万多字，就是在笔会上一夜写完。那时还没电脑，靠手写，用钢笔在稿笺纸上一格一格填字，一晚上写成一万多字，算是高产了。为此，被曾渊如老师谐称为“昼伏夜行的鬼才”。

当年那批作者，很多成了文友，大部分至今尚有往来，遇事还能相帮。但坚持在文学道路上走着的人所剩无几。

所谓“写而优则仕”。那些年，“没文化”是普遍现象，能做到文从字顺、叙事论理的人不多，很多单位和部门连为领导写讲话稿的人都严重缺乏，所以，一些“圈内人”就因此走近领导身边，慢慢走进了官场。

其实，这也是“没文化”的表现之一。因为创作和写总结材料、写讲话稿完全是两回事，除了我，几乎没有人把文学创作纳入应用文范畴。不过，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中，这只是手段和路径，与本领和能力没啥关系。那些人，多数是回头就一副鄙夷神情，甚至厌恶地说一声：“还写？疯子！”我见过大大小小不少领导，连起码的亲民素养、礼貌礼节和对人尊重都不懂的，恰恰是这个所谓“文人圈子”里走出去的人。他也许想用这种对文化人的倨傲态度，来显示他具备有异于其他官员的文化修养——他有什么？我就是文化圈内人！有位曾经在圈子外围碰过几次的官员，对原来的文友，从来就只用余光斜瞟，还在作协主席面前摆架子，但他也不忘常常提起：“当年我们搞创作时……”仿佛他已是过尽千帆，在创作上走到顶峰，又再征服新的领域。这种既要用“写作”抬高身价，又因为没有写成什么而自卑的矛盾心理，纠结成“羡慕嫉妒恨”的非常心态，自然不会给过去同仁一副好脸色了。

当年的作者流落为各种社会角色，新一代文学爱好者尚未形成气候，整个简阳的创作态势步入沉寂。这个现象已二十余年。我本人从1991年以后就没有再写小说，转而写纪实故事、杂文随笔，尽管有黄红武、陈水章、傅智祥等人在那些年间也著作颇丰，以及近些年的林兰英、胡伟、汪道楷在各自领域有所成就，还有一批老年作者埋头炮制长篇巨著，但都是单枪匹马的个人奋斗，难以形成集群力量，其社会影响远不如当年。

文联成立后，曾致力唤醒全市文艺作者的创作热情，并想方设法编辑出版《简阳文艺》，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期刊难以为继，艰难出版了三期，便无疾而终。

2011年，藉中央号召“建设文化强国”东风，简阳终于得到财政扶持，复刊了《简阳文艺》，保证每年四期，按季出版。文联也有了举办活动的一些经费，能够时不时把作者召集起来交流座谈，广大作者也跃跃欲试，热情高涨，简阳文艺有了一些复兴的迹象。

这是简阳文艺界的一大幸事。但愿简阳文学也能再次繁荣，重返当年“老大哥”地位，成为简阳地方文化花园中一朵奇葩。 作者:杨晓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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